据文献记载，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人类社会一般有三大疑问，被称为终极追问，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走向哪里”。

　　以倡导“中国文明西来说”和“人类文明同源说”著称、被誉为最具颠覆性的历史学者苏三，日前出版了新著《新文明简史》。

　　她从分子人类学的角度，考察了人类与文明的发展轨迹，把中国人如何生成、中国文明如何化蛹为蝶的过程，作出了极具说服力的演绎，其中的许多发现或推论令人震惊。比如，中国几大王朝的皇家基因是什么，夏、商、周这几个王朝的人群来自哪里——中国最早的王朝夏朝，很可能是发生在古埃及的史实，或是古埃及人在中国对其祖先的追忆。这些惊世骇俗的结论，如果成立，将不仅改写中国史，也将改写世界史。

　　学界有人士认为，她的研究将终结两个终极追问“我是谁”和“我从哪里来”。

　　人类起源与“中国文明西来说”

　　主流的研究一直认为，中国文明是独立起源的。苏三是少有的坚持认为人类文明同源和中国文明来自西方的学者之一。从十年前开始，她的《三星堆文化大猜想》、《向东，向东，再向东》、《历史也疯狂》、《锁定红海》等研究文明演化传播的文明学著作，从神话传说、民族史诗、考古发现，以及语言的起源和传承等方面切入研究，就得出了这一结论。后来她又陆续出版了《难以置信》、《罗马有多远》、《谈天说地》和《汉字起源新解》等著作，作了进一步研究与探寻。今年年初，她同时出版了《文明大趋势》和《新文明简史》两本新著。其中，后者利用遗传学和分子人类学基因分析的成果，从更加科学的角度，对今天中国人的祖先离开非洲，经由印度次大陆、东南亚前往东亚，并在东亚大陆落地开花的路径进行了非常详尽和生动的描绘。

　　现代分子人类学出现以后，人们通过分析DNA遗传信息，来观察人类起源和民族演化，现在科学界已基本认同人类均起源于非洲这一结论。1987年，英国《自然》杂志上刊登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三位分子生物学家卡恩、斯通金和威尔逊的“夏娃假说”论文，他们通过母系线粒体mtDNA的研究，认为所有现代人的来源都可以最终追溯到大约20万年(29万～14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位妇女。她就是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的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的共同祖母。

　　大约13万年(18万～9万年)前，这个“祖母”的一群后裔离开了非洲，向世界各地扩散。这些人到达当地之后，在定居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取代了原有的土著，逐渐演化发展成现在的我们。本世纪初，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利用另一种分析技术，独立地对父系Y染色体进行研究，也得出了和“夏娃假说”相互印证的“亚当假说”。根据上述结论，欧洲和亚洲等世界现代人群都起源于非洲，而美洲和澳洲现代人群又起源于亚洲人群。

　　1998年，中国学者褚嘉佑等人在《美国科学院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也支持现代人起源于非洲的观点，认为现代中国人是由东南亚进入中国大陆的。1999年，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所的宿兵等人对包括国内各省份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以及东北亚、东南亚、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共925个个体的不同人群，系统地研究了包括中国人在内的现代东亚人的起源和迁徙。研究结果显示，所有现代东亚人群全部来自于非洲的某个古代类型。

　　2001年，浙江大学的柯越海等人对来自国内各地的1万余份男性随机样本进行M89、M130和YAP三个Y染色体单倍型的分型研究。所选择的三个Y染色体非重组区的突变型都来自另一个Y染色体单倍型M168。M168突变型是人类走出非洲并扩散到非洲以外其他地区的代表性突变位点，它是所有非洲以外人群Y染色体的最近的共同祖先。

　　在《新文明简史》中，苏三对分子人类学所分析的关于人类起源、人类迁徙和文明传播的历程作了通俗的讲解。

　　中国“夏”朝是发生在古埃及的史实?

　　中国文明的起源在哪里?今天的中国人怎样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苏三在《新文明简史》中利用基因分析的结论，结合古气候与古地理，得出了一些初步的结论，廓清了一些基本问题。比如，从基因角度分析，中国人主体是几万年前从非洲出来的一个支系，但是几千年前的古埃及帝国的居民并没有大规模地进入中国，很可能只有一小批人携带着古埃及的文明因子来到了中国，这些人中间就有犹太人，并且他们可能参与了中国夏、商、周三代的建设;而“夏”朝到底是发生在埃及的史实，还是这些人在中国对祖先的追忆，尚不能确定。对此，苏三引用其他一些人的研究资料，并结合自己的研究，提出了一些观点。她认为，夏这个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实际上有可能是犹太人来往频繁的古埃及的王朝系列在中国的再现，即“夏在埃及”，夏是来到中国的一些“三代”人对自己在埃及故乡祖先的回忆。

　　苏三在书中引述的石旭昊《石勒皇帝与羯胡之谜》、罗灵杰《跨越三千年的因缘——揭示华夏文明起源的惊天秘密》及网络业余研究者“逸空”等人的部分研究观点和大胆推测，也十分有趣。比如，“中国文明源自古埃及，传说中只闻其名不见其身的夏朝就是古埃及”，“世界可分为九州，而整个旧大陆，或曰全世界都是中国古代九州的组成部分，所以，古埃及只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古埃及是中国这个意义上的‘夏’，中国史前比今天还‘伟大’，如此，则辉煌的古埃及文化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就是夏”， “炎黄文明启发了全人类的文明”，等等。

　　苏三对其中一位计算机领域的工作者方哲，从帝王世系角度，就中国与古埃及所作的对比与分析，作了详细介绍。如，中国夏朝的“大禹”可能是埃及善于治水的“蝎子王”(Narmer)，因为蝎子王有两套代表符号，其中一套是大头鲶鱼加上一个凿子，而大禹的“禹”象形字便是这套符号的继承。如，“夏”的称呼可能来自埃及的荷鲁斯崇拜。如，“尧舜禹”这个中国古代圣贤系列，就是古埃及的先祖，他们一直埋葬在尼罗河上游阿比都斯的皇家墓地，其中一号人物“尧”对应其中一个名为“Iry Hor”的古埃及早期统治者，因为他们名字发音相近(“Ro”对应中国的尧“Yao”)。中国神话中的“舜”可能是古埃及的Ka(又名Sekhen)，等等。

　　中国人敬拜了几千年的尧、舜、禹，真的都葬在北非遥远的尼罗河边吗?假如是真的，那又如何?苏三提醒人们，在古埃及皇家大墓场中，很早就出现了中国人熟悉的墓道，这是中国商朝才有的一种定规，而且世界上恐怕只有这两个地方的人长期保持了事死如生的墓葬习惯，直到20世纪末，传统中国人依然认为葬礼才是对人生最好的总结，恰当年龄的死亡甚至是场喜事。

　　受上述思路的启发，苏三甚至认为，古埃及人Aha身后三个一排的11排墓穴，很可能就是中国夏商周三代人念念不忘的11代祖宗。

　　苏三认为，总体上中国夏商周“三代”文明起源与中东密切相关。

　　犹太人也是苏三一贯关心的话题。在新书中，苏三用很多的篇幅又一次“重提犹太人在华话题”，以基因研究、考古新发现以及《旧约》为基础，再次回顾了地中海东岸地区的早期文明与中国“三代”之间可能发生的联系。在新证据下，作者否定了犹太人大规模直接进入中国的可能，但是她指出，犹太教进入中国的证据增多了。

　　苏三文明研究的内容核心，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即：全球文明同源论，中国文明西来说，还有文明地缘传播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江晓原教授认为，苏三的观点虽然很激进，但是他赞同她的部分观点。“中国的历史学家们是不会像她那样思考问题的。她尽管没有历史学背景，但很明显做了大量的查阅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教授对苏三所做的很多工作也做了肯定，他亲自给本书写序，名曰《接受苏三》。著名学者朱大可曾撰文，盛赞苏三的观点“新奇大胆，占尽风流”，是对“自我封闭的史学界”的挑战。

　　有评论认为，苏三研究的“另类”和“不羁”，在于她对现有的历史科学所谓的某些规则的大胆突破。这种突破就是要允许研究者在资料不充分的情况下，进行合理且必要的“猜想”。比如：三星堆文明来自西边、殷商与腓尼基人有关、夏是《圣经》中的埃及人夏甲所立、殷可能是《旧约》中的以扫所立等，这些猜想是对当前历史研究中的一些无解的问题的尝试性回答。“一切史前史都是假设”，是本书扉页上的一句话，道尽了文明起源研究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