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是中国战国时期的诸侯,属战国七雄之一。姬姓,魏氏。以下是51自学小编为大家精心推荐的战国七雄之魏国历史,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战国七雄之魏国历史·简介 魏国是中国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属战国七雄之一。姬姓,魏氏。自前403年魏文侯被周威烈王册封为侯、前344年称王、至前225年为秦国所灭,一共一百七十九年。它的领土约包括现时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陕西、河北的部分地区。当时它西邻秦国,东隔淮水、颍水与齐国和宋国相邻,西南与韩国、南面有鸿沟与楚国接壤,北面则有赵国。魏国始都安邑(今山西夏县),公元前361年(一说:公元前339年)魏惠王从安邑(一说:魏县)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此后魏国亦称梁国。 公元前453年赵襄子、魏桓子和韩康子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魏与赵、韩一起被名义尚存的周天子正式封为诸侯。由于魏国地处中央四战之地,忧患的环境和勃勃雄心使魏文侯成为战国最早推行变法图强的君主。他用翟璜为相,改革弊政;用乐羊为将,攻掠中山国;以李悝变法,教授法经,依法治国,魏国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旺盛生机。 战国250余年历史中,魏国是最先强盛而称雄的国家,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和齐威王在徐州会盟,互相承认对方为王,史称"徐州相王"。但在以后的战争中,魏国"东败于齐,西丧秦地七百余里,南辱于楚",开始衰落。传至魏王假,于秦始皇二十二年(前225年)为秦国所灭。 战国七雄之魏国历史·疆域 魏氏的先祖是毕公高的后代毕万。毕公高是周文王第十五子,因为封国在毕地而得姓。毕国在西周末期亡于西戎,其后裔沦为平民。毕万正是毕公高的后代,他在春秋初期投奔晋献公,受到重用,晋升为大夫。 公元前661年,晋献公命毕万灭姬姓魏国,并把魏地封给毕万。据《史记·魏世家》记载:晋大夫毕万以军功受封于魏,卜偃为其占卜曰:"毕万之后必大矣。万,满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开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命之大,以从满数,其必有众。"意思就是说:毕万封有魏地是大吉之兆。"万"是盈足之数,"魏"同"巍",有高大雄伟之意,得此封赏,符合天意。天子拥有兆民,诸侯管辖万民。以毕万之福大命大,必定会越来越兴旺发达。魏氏正是由此而得姓。 公元前636年,毕万之孙魏犨因为随公子重耳出亡有功,晋文公重耳继位后,令魏犨承袭魏氏的封爵,列为大夫,治所在魏邑(今魏县)。 公元前453年,晋知伯(荀瑶)率韩魏之师围攻赵氏基地晋阳(今山西太原市),三年不能攻克,赵无恤遂策反魏恒子和韩康子两家,反攻知伯,杀之并分其地。韩、赵、魏三家分晋局面形成。公元前445年,魏斯继位,自称诸侯,史称"魏文侯",为了变法图强,称雄图霸,建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 公元前445-公元前396年,魏文侯在位期间在魏县修筑礼贤台,拜师卜子夏、交友田子方,三顾段干木,崇儒重教,招贤纳士,励精图治、率先称雄七国,奠定了魏国百年霸业。 公元前361年,魏惠王六年迁都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国号亦称梁。 战国七雄之魏国历史·政治 战国初期,魏国迅速成为实力最强的新兴大国,对天下诸侯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尤其对西邻秦国,魏国以强盛的国力军力,夺取了整个河西高原与秦川东部,将秦国压缩得只剩下关中中西部与陇西商於等地。这种令天下瞠目结舌的崛起,根源在于魏文侯开创了后来一再被历史证实其巨大威力的两条强国之路:一是积极变法,二是急贤亲士。 魏文侯在战国七雄中首先实行变法,改革政治,奖励耕战,兴修水利,发展封建经济; 李悝主张废止世袭贵族特权,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的名言。李悝将无功而食禄者称为淫民,要"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腐朽落后的世袭制度的挑战。由于废除世袭制度,一批于国家无用且有害的特权阶层的人物被赶出政治舞台,一些出身于一般地主阶层的人,可因战功或因其才能而跻身政界,此举实际开创了地主阶级对奴隶主贵族的斗争,为以后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开辟道路。这样改革的结果,大大削弱了魏国的"世卿世禄"制度,以后的封君在封国食邑内没有治民之权,只衣食租税;官吏制度有所改善,政治情况较好。 魏文侯大批起用当时出身卑微而具有真才实学的新兴士子,此所谓急贤亲士也。文侯之世,魏国群星璀璨文武济济,仅见诸史籍的才士便有:李悝、乐羊、吴起、西门豹、赵仓唐;儒家名士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故旧能臣重用者有翟璜、魏成子等。至少,魏国初期一举拥有了李悝、乐羊、吴起、西门豹如此四个大政治家,实在是天下奇迹。由此,魏国急贤亲士的声名远播,以至秦国想攻伐魏国而被人劝阻。劝谏者的说法是:"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 战国中后期,魏王拜惠施为相,其在位期间主张:一是"为魏惠王为法",二是主谋齐、魏相王,三是主张齐、楚"偃兵",倡言魏与齐、荆联合抗秦。其时张仪在魏,由此与惠施发生争论,惠施被逐至楚,不久转宋,与庄子相晤论学。惠、庄二人友善,交游甚密,曾发生过著名的"濠梁之辩"。魏惠王卒后,张仪被逐,惠施返魏。为魏使楚,与南方奇人黄缭论天地风雨雷霆之故。 战国七雄之魏国历史·军事 在军事方面,魏国较早的进行了军事变革。建立了以精锐武卒为核心的常备军。魏军内部等级森然、分工明确。且数量庞大。魏襄王时期,魏有武卒(重装步兵)二十万;奋击(轻锐步兵)二十万;苍头(裹头巾的待选新兵)二十万;厮徒(军工、勤务兵、辎重兵)二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军事实力可谓雄厚。故苏秦语:魏乃天下之强国也。魏军精选武卒成为各代定制,魏武卒披重甲,持戈配剑,操12担之弩,负矢囊内装弩箭50枝,携三日口粮,半天能走一百里。 "魏武卒"是吴起训练的精锐步兵。吴起当年训练魏武卒,"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 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士兵手执一支长戈、身上背着五十支长箭与一张铁胎硬弓(12石)、同时携带三天军粮,总重约五十余斤,连续急行军一百里还能立即投入激战的士兵,才可以成为武卒并享受优厚待遇。吴起率领魏武卒征战南征北战,创下了"大战七十二,全胜六十四,其余均解(不分胜负)"的奇功伟绩。三十年来,吴起率领魏武卒攻下函谷关,大大小小历经六十四战,夺取了秦国黄河西岸的五百多里土地,将秦国压缩到了华山以西的狭长地带。 根据《吴子·励士》里的记载,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的阴晋之战,吴起以五万魏军,击败了十倍于已的秦军,创造了五万人,兼(加)车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五十万众的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所以魏武卒最鼎盛的时候应该是满员大概五万人左右。魏武卒是当时的步战士兵最为精锐和彪悍的。 魏国末期:公元前225年,秦国兵分两路,分别进攻魏国和楚国,秦军主帅为王贲,一路长驱直入,迅即攻到魏国国都大梁城下。无奈大梁城池坚固,城内又是粮草充足,秦军数度强攻,皆无功而返。然而,大梁城在地形上先天不足。大梁,即今天的河南开封,地处黄河之滨,黄河洪流,就在离城数里之处轰隆而过,而大梁城的地势,远低于黄河的河床高度。 王贲于是命军士于大梁城西北开渠,引黄河之水,筑堤壅其下流。时值初春,正是春汛时节,秦军冒雨兴工,王贲亲自催督,渠成,雨一连十日不止,水势越发浩大。随着王贲一声令下,决堤通沟,洪水泛溢,大梁城顿成泽国。城墙久浸于水中,不免颓坏,秦兵乘势而入,大梁于是告破。见大势已去,魏王假只得请降。王贲尽取魏地,为三川郡。魏国就此灭亡。 战国七雄之魏国历史·经济 三家分晋,魏国得到今山西西南部原来晋国的基本部分,所谓表里山河"生产发达的险要地带,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战略位置。更主要的是魏国在魏文侯(前445-前396年)在位时,率先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建立起较为集权的政体。魏文侯依靠新兴的士阶层进行统治,他尊崇当时最有名望的贤人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以招致游士。 李悝变法期间以为"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还要"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有赏有罚,唯才是用,这是战国时甚为流行的法家主张,当时不少国家都因贯彻这些主张走向富强。 在经济策略方面,尽地力之教是李悝的主要主张。他认为田地的收成和为此付出的劳动成正比,"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又认为粮贵则对士民工商不利,谷贱则伤农,善治国者必须兼顾士民工商和农民双方的利益。他指出五口之家的小农,每年除衣食、租税和祭祀等开支外,还亏空四百五十钱,这就是农民生活贫困和不安心于田亩的原因。他针对此情况作平籴法,即将丰年分成大熟、中熟、小熟三个等级,按比例向农民籴粮;把荒年也分成大饥、中饥和小饥,在大饥之年把大熟之年所籴的粮食发放给农民,其余则类推。这样可使饥岁的粮价不致猛涨,农民也不会因此而逃亡或流散。由于能"取有余以补不足","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尽地力"是一种"重农政策"。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 ,他计算说:一百平方里之内,有土地九万顷,除了山泽人居占三分之一之外,可开田地六万顷,"治田勤谨,则亩益(增产)三斗,不勤,则损(减产)亦如之。"这就是说,百里之地,每年的产量,由于勤与不勤,或增产一百八十万石,或减产一百八十万石。此数字关系重大,因此必须鼓励农民生产。 魏国由于创办水利事业,改进农业生产,和较为集权政体的建立,不仅使国家得以巩固,并且使国力迅速增强。在此基础上,魏文侯又厉行团结三晋的政策,使韩、赵都接受魏国的领导。 公元前361年,魏惠王九年,魏王将统治中心从今山西南部的安邑(今山西夏县北),迁到今河南东部的大梁(今河南开封)。因为魏国的领土主要在今山西西南部河东和今河南北部中部的河内、河南一带,东西两部成葫芦形。安邑在魏国西部,距东方太远,经上党(今山西东南部)通到东方,崎岖多山,交通不便。因此,安邑不仅不便于控制东方诸侯,也不利于统治东部国土。魏迁大梁以后,对内则兴修水利发展生产 。 魏国开放统治者独占专利的山林川泽,让人民自由去开发生产,使人民能获得较多的生活资源。这样不仅使社会生产有所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统治者与民众间的矛盾。对外则继续奉行团结三晋的政策,"梁惠成王九年,与邯郸(赵)榆次(今属山西)、阳邑(今山西太谷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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