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文学指北魏、北齐、北周三代的文学。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政权的长期对峙和许多少数民族入居黄河流域，因此北朝的魏、齐、周三代，文学的发展不同于南方。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北朝文学是怎样的?

　　北朝文学和南朝文学的区别

　　历史上所谓“北朝”大致开始于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进兵中原，灭北燕前后(公元407年左右);而结束于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灭陈，历时约一百八十多年。在这个时期中，由于南北政权的长期对峙和许多少数民族入居黄河流域，使北朝的魏、齐、周三代，在文学方面的情况和南朝不很一样。

　　温子升 关于南北朝文学的差别，《隋书·文学传》曾有所论述，认为南朝文人“贵于清绮”，擅长诗歌;北朝文人“重乎气质”，便于作应用文字。近人刘师培作《南北文学不同论》，也主张“北朝文人，舍文尚质”，和《隋书》的看法类似。但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指出，北朝文人其实都是模仿南朝的，只不过在辞藻绮丽方面还有些不及，并非他们在文风上有什么独创。这一见解是很正确的。试看《北史·魏收传》所载北齐两位颇著名的作家邢劭和魏收互相讥讽的话，就可知一斑。据云，邢劭议论魏收说：“梁朝任昉的文章，本不甚好，而魏收却只知一味模仿他!”魏收听到后反唇相讥说：“邢劭自己专门去剽窃沈约的作品，反而来笑我学任昉!”据《颜氏家训·文章篇》载，当时北齐首都邺城的文人分成了两派，互相攻击，为首的就是邢、魏二人。尽管北朝文人也曾有人非议过南朝作品，但总的来说，他们对南朝作品还是称赏者居多。唐张鷟《朝野佥载》曾讲到，庾信初到北方，有些人看不起他，及见《枯树赋》，就不敢再非议了。相反地，庾信早年出使东魏，回南方后讲起北方文人，却认为只有温子升的《韩陵山寺碑》值得一谈。由此可见总的情况确是北朝人效法南朝，仰慕南朝。

　　如果说在艺术技巧方面北朝文学主要是模仿南朝的话，那么在内容方面却又与南朝文学不尽相同。这主要是由于北方曾经经历了长期战乱，又由于各族的杂居和逐步融合，在文化上相互影响，生活状况、心理状态都与南方有所不同。因此反映在文学作品中的思想感情以至风格也有所差别。试看北朝乐府民歌和南方的《子夜歌》、《西曲》等民歌的差别就很清楚。即使文人的创作，区别虽不如民歌显著，但精神风貌却也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谈论北朝文学，既要看到它与南朝文学相同的一面;也不能忽视其相异的一面。

　　北朝文学三个时期

　　北朝文学的发展大约可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从北魏道武帝灭后燕进兵中原到孝文帝元宏(拓跋宏因为推行汉化，改姓为元)即位(471年)为止是第一个时期;从元宏即位逐步推行汉化到北魏政权的陵替，分裂为东魏与西魏(534年)为止，是第二个时期;从东魏与西魏对峙到北周灭北齐，隋文帝杨坚代周自立又灭陈统一中国为止，是第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即北魏初年。由于鲜卑拓跋氏所受汉族文化的影响较之十六国时代的匈奴、羯、氐、羌和鲜卑慕容部等都要浅得多，因而对文学不很重视。加之当时黄河中下游一带在经历西晋末年以来百余年的战乱之后，文人大抵南逃，很少有人从事文学创作，当时北魏境内较有名气的文人只有崔浩和高允等。他们的文章多数是一些质朴的应用文字。

　　但崔浩写过一篇册封沮渠蒙逊为凉王的文章则骈俪气息较重，说明他并非不能写骈文，只是当时朝廷中通用的文字，一般是散体。高允也曾吟诗作赋，他的《罗敷行》只是略述汉乐府《陌上桑》的梗概，毫无诗味;另一些四言诗更是纯粹的说教，简直味同嚼蜡;他还写过一篇《代都赋》，业已散佚，另一篇《鹿苑赋》见于《广弘明集》，亦无多大艺术价值。相对地说，从西凉和北凉入魏的一些文人如胡叟、胡方回、刘晒等人的作品，倒显得较有文采。这是因为十六国初期割据凉州的张轨所建立的前凉政权，遭受战乱较少，一些文人避乱来到这里。前凉的张骏和西凉的李暠又都能提倡文学，他们两人也都作有诗赋传世。所以《魏书·胡叟传》讲到：“自张氏以来，此土(凉州)号有华风。”北魏初年的文人，有不少人来自凉州，另一些人则多少受到凉州文化的影响。

　　这个时期的鲜卑族歌谣，据说在唐代还有保存的，由于语言的隔阂，这些作品后来全部亡佚。现今所存的“北朝乐府民歌”，大抵保留于《乐府诗集》所载《梁鼓角横吹曲》中，其中虽有少数民族歌谣，但多数产生于十六国时代的氐、羌诸族，且已经过南方乐工的润饰。《魏高阳王乐人歌》、《咸阳王歌》以及胡太后所作的《杨白花歌》，似皆汉族人所作;《魏书·李孝伯传》所载《李波小妹歌》，也是汉族民歌。至于当时鲜卑族人所作的公文，现在保存于《魏书》中者，大抵与汉族人所写的无甚差别。这些文章有些可能是出于汉人代笔，也有些可能是魏收载录时作过润饰。值得注意的是《宋书·索虏传》所载魏太武帝拓跋焘给宋文帝刘义隆的两封信，质朴几同口语，其中有些话简直幼稚可笑，如：“取彼亦须我兵?，此有能祝婆罗门，使鬼缚彼送来也!”这篇文章大约是拓跋焘用鲜卑语口授，由别人用汉文写成的。象这种文字，魏收自然不会收进《魏书》中去。

　　第二个时期即元宏即位到北魏衰乱这一阶段，由于元宏大力推广汉化，士人中从事创作的颇不乏人。据日本僧空海《文镜秘府论·四声论》说，当时“才子比肩，声韵抑扬，文情婉丽，洛阳之下，吟讽成群”。但是曾亲历这一时期的魏收却说当时的文坛“学者如牛毛，成都如麟角”(《魏书·文苑传》)。这两人的看法其实并不矛盾，当时的文学确实由于元宏的提倡而逐步兴起，至于产生较好的作品，总得经历一定的发展阶段。元宏统治时代毕竟产生了郑道昭、袁翻、祖莹和常景等文人。他们开始向南朝文人学习，写出过一些比较讲究辞藻的诗和骈文。这些诗人虽然不大受人重视，却是北朝文学开始兴起的标志。

　　在上述的这些作家中，郑道昭的诗今存三首，见于《山左金石志》，其中有两首由于刻石缺损，有的字已不可辨认。但总的来说，情调接近于郭璞的《游仙诗》，在写景手法方面，又和谢灵运较近。常景的《蜀四贤赞》，题材和用意都取法于颜延之《五君咏》及鲍照《蜀四贤咏》，但形式上却是四首五言八句的诗。如咏司马相如那首：

　　长卿有艳才，直致不群性。郁若春烟举，皎如秋月映。游梁虽好仁，仕汉常称病。清贞非我事，穷达委天命。这种诗除了平仄不调外，中间四句是对句，已接近后来的律体，这和《玉台新咏》中所收梁中叶后的不少诗在形式上十分相似。不过那些诗一般均属艳体，情调远不如此诗高昂。常景还作过《四声赞》，以响应沈约的四声说，文见于《文镜秘府论》，足证他是努力学习南朝文学的。和他差不多同时的甄琛则作《磔四声》，对沈约的诗论提出异议，沈约也曾作文答辩，可见当时北方某些文人的意见，已能引起南方沈约这样的大作家的重视。

　　这个时期北方的诗、赋和骈文，还不足与南朝相媲美，而散文方面却出现了郦道元的《水经注》。这部书虽系学术著作，而且其中有一些传诵的片段如《江水注·三峡》，实取材于宋盛弘之《荆州记》，但仍有不少名篇出自郦氏手笔。这些文章在散体中也夹有骈句，说明作者在行文中也颇讲究辞藻。

　　第三个时期即从东西魏对峙到隋文帝统一中国为止，是北朝文学的繁荣时代。此时东魏和后来北齐的首都邺城，曾经是北方文化的中心。北魏分为东西两个政权以后，北方的经济和文化中心都在东魏境内。一些文人大抵聚居邺城。《文镜秘府论·四声论》中曾赞叹北齐文学之盛说：“及宅邺中，辞人间出，风流弘雅，泉涌云奔，动合宫商，韵谐金石者，盖以千数，海内莫之比也。郁哉焕乎，于斯为盛。”这些话虽不免有些颂扬过分，但确也证明东魏、北齐时代文学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