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文，指宋、齐、梁、陈四朝的文。这一时期的文，除一部分论议奏疏之外，几乎都是语句偶俪、声调铿锵的骈文。对偶是汉语文学特有的修辞方法。下面是南朝文的历史简介。

　　南朝文主要特点

　　1、隶事用典更加繁富复杂

　　钟嵘在《诗品序》中评论当时文坛上的风气说：任王融，“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当时文人聚会时常常竞相隶事以争胜负。文学作品中“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南齐书·文学传论》)。这种风气，在骈文中尤甚于诗歌，隶事的形式也更为多样。许多作家用事工巧灵活，远远超过了前代的作家。

　　2、自觉追求声律的和谐

　　沈约、王融等在齐永明年间始创的声律论，适用于五言诗，也适用于骈文。所谓“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宋书·谢灵运传论》)，本来是从语音现象中总结出的规律，以期使文学语言具有音乐性。作家把它自觉运用于骈文的写作，可以调节作品的音调，使轻重短长、高下疾徐能够协调变化。

　　3、句式愈趋齐整

　　《文心雕龙·章句》：“若夫笔句无常，而字有条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四、六言句匀称自然，宜于诵读。南朝骈文到了中后期，已大多以四、六言句为主，而在组织上时加变化，间或参以三、五、杂言，使全文规整中有错综，疏朗而不板滞。

　　南朝文历史变迁

　　南朝骈文常常被唐代以来的评论家视为文风卑弱的标本。卑弱指内容空虚和风格轻绮。造成卑弱的原因是作家缺乏深厚的生活感受和直面现实政治的勇气，而不能单纯归之于对形式美的刻意追求。南朝骈文中的优秀作品，无论叙事、抒情或者议论，都能把裁对隶事、选声调色这些技巧运用自如，使内容和形式的结合臻于完美，但是由于当时的文几乎全部骈偶化，而骈文的应用范围又极为宽广，从政府文告到私人函件，莫不骈四俪六、抽黄对白，多数情况下，有关形式的各种要求反而变成桎梏。流弊所及,难免文饰苍白，甚至语意复沓肤泛,语句破碎不通，招来后人许多理所应当的指责。

　　南朝文代表人物

　　南朝骈文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鲍照、江淹、刘峻、徐陵，沈约、任昉，名声很大而实际成就稍逊。一般说来，诰敕、奏疏这一类应用文字，虽不乏文士的精心结撰，可以看到技巧和学问，但终究很难视为文学。只有在抒发性情、骋驰议论以及描摹物态的那些文章中才多有佳言妙境。刘宋元嘉时代，文章虽多骈句，但通篇格局仍近于晋文。颜延之的《庭诰》，语言质朴，大约是无意求工，只是按照当时的习惯作文，所以用偶句而少雕琢。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是南朝最早描写山水风景的名篇，颇饶古朴的风韵，却能“烟云变灭，尽态极妍”(许梿《六朝文絜笺注》)句法则以四言为主，较少变化。《石帆铭》、《瓜步山楬文》是同类性质的作品，前者奇崛弘丽，后者在摹山范水之中寄托了作者人地寒微的愤慨。齐梁以来，对形式的讲求更加严格。写景佳作有陶弘景《答谢中书书》，吴均《与朱元思书》、《与顾章书》，都是简洁精致的小品。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喻之以理，动之以情，也是传诵的名篇。

　　江淹的《诣建平王上书》、《报袁叔明书》、《与交友论隐书》等篇,骈俪之中间以单行散语,不事秾艳，气格高出时辈。刘峻的《辨命论》和《广绝交论》，是以骈体作议论的典范。《广绝交论》列举五交三衅，虽为任昉身后而发，而笔锋所及，已扩大到当时社会上一切势利现象。另外,别成一体、嬉笑怒骂的俳谐之文,有孔稚珪的《北山移文》、沈约的《修竹弹甘蕉文》、袁淑的《驴山公九锡文》等。徐陵是南朝最后一位骈文大家，《玉台新咏序》体现了骈文五色相宣、八音迭奏的特色，素为后世所称道;《与齐尚书仆射杨遵彦书》，感情真挚，隶事工而论事畅，可推为集中压卷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