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魏，北朝之一，由北魏分裂出来的割据政权。历三帝，共二十二年(535～557)。都长安。管辖今湖北襄樊以北﹑河南 洛阳以西，原北魏统治的西部地区。

　　政治制度

　　西魏沿东汉末年的州郡县制。当时因北方战乱，大批北人举族南徙长江中下游定居避乱，其聚居区仍沿用北方原籍的州郡县旧名，于是各地出现大量侨州、侨郡、侨县，造成地方政 治制度混乱。后经长达二百年的九次“土断”，才基本解决这一问题。与此同时，南北两朝政权还多次滥设州郡。至北周大象二年(508)，北方已有221个州、508个郡、1124个县;梁大同五年(539)时，南方也有州107个、郡586个。不少地区出现有州而无可辖的郡，郡无可辖的县;有的两州同在一地或一地有两个郡名，使地方政治制度陷于极度混乱境地。隋立国后，对地方政治制度大力整顿。

　　其措施有：①撤销郡级机构，以州辖县;同时裁并滥设的州郡，全国并为311个州。隋炀帝即位后改州为郡，进一步并县，使全国有郡190个，县1255个。②地方人事权收归中央。规定五品以上官员由皇帝下诏除授，六品以下由吏部任命;并提倡科举考试选官，替代魏晋以来“九品中正”荐举任官制度。③恢复地方军政分治，并规定郡县长官由外地人担任，县令以下官吏三年一调，不得连任。④仿汉监察制度，设司隶台大夫、别驾、刺史等监察大员，分别巡察各地，也按六条问事。至此，地方政治制度重新走上正常轨道。

　　土地制度

　　西魏继续推行均田制，均田制主要内容是：十五岁以上男夫受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妇人受露田二十亩。露田加倍或两倍授给，以备休耕，是为“倍田”。身死或年逾七十者将露 田还官。桑田为世业田，不须还官，但要在三年内种上规定的桑、榆、枣树。不宜种桑的地方，则男夫给麻田十亩(相当于桑田)，妇人给麻田五亩。家内原有的桑田，所有权不变，但要用来充抵应受倍田份额。达到应受额的，不准再受;超过应受额部分，可以出卖;不足应受额部分，可以买足。贵族官僚地主可以通过奴婢、耕牛受田，另外获得土地。奴婢受田额与良民同。耕牛每头受露田三十亩，一户限四头。

　　凡是只有老小癃残者的户，户主按男夫应受额的半数授给。民田还受，每年正月进行一次。在土地不足之处，有满十五岁成丁应受田而无田可受时，以其家桑田充数;又不足，则从其家内受田口已受额中匀减出若干亩给新受田者。地足之处，居民不准无故迁徙;地不足之处，可以向空荒处迁徙，但不许从赋役重处迁往轻处。土地多的地方，居民可以随力所及借用国有荒地耕种。园宅田，良民每三口给一亩，奴婢五口给一亩。因犯罪流徙或户绝无人守业的土地，收归国家所有，作均田授受之用，但首先授其近亲。地方守宰按官职高低授给职分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各六顷，不许买卖，离职时移交于接任官。

　　均田制与赋役制密切联系。均田令公布后，均田农户除丁男负担征戍、杂役外，一夫一妇出帛或出布一匹(四丈)，粟二石。十五岁以上未婚男女四人，从事耕织的奴婢八人，耕牛二十头，其租调都分别相当于一夫一妇的数量。

　　经济发展

　　西魏北周在进行改革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抛弃过去封建王朝有关恢复生产、安定人民生活的好的作法。如天子亲耕籍田、下劝农诏、灾年开仓济贫以及各种类型的蠲赈、罢苑弛禁等等。其中的一条重要措施，就是均田制及其相关制度的颁行。 　　均田制的施行，可能自西魏初即开始，但正式颁行，大约是在西魏废帝三年(公元554年)。《随书·食货志》称：“太祖作相，创制六官”。紧接着就记载均田、租调、榷盐诸法。掌握这些政令实施的长官如“载师”、“司均”、“司仓”、“司赋”、“司役”、“掌盐”等，为“六官”(天、地、春、夏、秋、冬)中“地官”下属。而史载宇文泰直至废帝三年才自任“太师”、“大冢宰”、“初行周礼，定六官。”①因而其各部职掌及有关制度的正式颁行，大致当在此时。

　　西魏北周的均田制，参照了北魏制度，也有一些创新。其主要内容有：有室(已婚丁男)者授田120亩，未婚丁男授田100亩;租调量为有室者每年纳租5斛，绢10匹，绵8两，未婚者纳半数;凡民18—64岁皆纳赋，每年具体所征又视年成而定：亩收4釜(fǔ，音斧，容器。一釜合6.4斗，一说合10斗)为上年，全赋;亩收3釜为中年，半赋;亩收2釜为下年，征1/10;官吏俸禄的发放比例，与征赋额相同。百姓服役年龄为18—59岁，丰年服役1月，中年20天，下年10天;凡征发徭役，家出1人，不得超过。此外，对各种情况下的免赋、免役，也作了具体规定。

　　这个制度，同“中兴永式”、“六条诏书”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租粟看似偏高，但若综合中、下年的减免看，总体上还略低于北魏和东魏、北齐的数量。徭役日期有了明确规定，不再滥征，是一大进步。特别是赋、役征发及官吏俸禄的发放，均视年成而定，很有弹性，是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实际负担能力的。

　　由于以上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的实施，均田制的颁行，西魏北周的经济发展得比较快。农业方面，除了关中地区较快地得到了恢复以外，随着益州、荆州及关东地区的产粮区相继并入北周版图，寺院经济的铲除，农业劳动人口、耕地面积猛增，农业基础更为雄厚。屯田规模也扩大了。大统(公元535—551年)初，西魏为满足战争需要，“欲大置屯田”，任命薛善为司农少卿，管理同州夏阳县(今陕西韩城南)二十屯①。魏废帝时，又在梁州置屯田，“数州丰足”②。周武帝保定二年(公元562年)在蒲州开河渠，在同州开龙首渠，水利事业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地方官员注意“恩威并重”、“政尚仁恕”，使许多少数民族也开始了定居农业。如申徽在大统十二年(公元546年)为瓜州(今甘肃敦煌西)刺史，为政勤劳廉慎，“俭约率下”，农业连续5年丰收，“边人乐而安之”③。

　　澧州(今湖南石门)民俗“不营农业”，周孝闵帝时，刺史郭彦“劝以耕稼”，一举由缺粮区而“仓廪充实”④。周明帝初，元定为岷州(今甘肃岷县)刺史，“威恩并济，甚得羌豪之情。”于是许多羌人出山，交纳赋税⑤。此期的手工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冬官”之下，设有工部、匠师、司金、司水、司玉、司皮、司色、司织等大小50多个部门，较之北魏，分工更为详尽。一些官手工场，规模巨大，如夏阳诸山的铁冶，营造军器，拥有工匠8000人①;一些工艺品，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西魏文帝时造的“仙人”、“水芝”二欹器，精巧绝伦，令人叹为观止②。此外，北周的盐业十分兴盛，有海盐、池盐、井盐，还有制成虎形，以供祭祀和接待宾客之用的“形盐”和作药用的“饴盐”。政府垄断盐业，凡百姓取用，都要征税。

　　西魏北周时期的货币仍然比较混乱。政府先后造“布泉”、“永通万国”、“五行大布”、“五铢”等钱，仍不能制止民间私铸及杂伪钱的流行。不过钱币的混乱，对商业影响不大。西魏中期以后，修复了关中至汉中、巴蜀的通道，又与西域大规模通商，“卉服毡裘，辐凑于属国;商胡贩客，填委于旗亭。”③商业更加兴盛。地方守宰“多经营以致赀产”④，民间亦颇多富商大贾，商人有持金20斤入京师贸易者⑤。河西诸郡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皇帝以银钱赏赐臣下⑥，说明此期金银作为货币开始流通。值得一提的是，在与西域通商过程中，一些地方官有意识地利用商业扶贫，发展地区经济。如韩褒为西凉州(今甘肃张掖西)刺史，州内贫富不均，民俗嫌贫爱富，穷人备受欺凌。于是每当西域商人到州之际，韩褒便先令贫者与胡商交易，从中获得丰厚利润。于是州内“贫富渐均，户口殷实。”⑦以商扶贫政策获得成功。

　　当然，西魏北周的经济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由于战争较频繁，对整个社会生产影响较大，修宫室、筑长城等土木工程，给人民带来的徭役还是相当深重;官吏聚敛、贪污之事也时有发生;周武帝灭齐后，有穷兵黩武的苗头出现。然而，无论如何，从大的方面看，西魏北周紧紧抓住了长期以来影响中国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即豪强、僧侣地方隐占土地、户口，与国家争夺劳动力;编户的逃亡失散和奴婢杂户的存在这三大问题。前两个问题，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社会生产，造成重赋——民户逃亡——再加赋——民户加速逃亡的恶性循环。后一因素则极大地影响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在如何解决这三大问题上，北魏孝文帝曾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在解决豪强隐占土地户口及民户逃亡问题上，他做得较好。但遗憾的是，寺院经济和奴婢问题，他都没有涉及。东魏北齐则做得更差一些——三大问题的种种恶果，在东方地区都表现得比较充分。只有西魏北周通过两步改革，使这三大问题都得到了程度不同的解决。这就是西魏北周能够由弱变强，最终灭掉北齐，并奠定了以后隋朝统一全国的经济基础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