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约公元661～公元702)，中国唐代文学家，初唐诗文革新人物之一。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陈拾遗。青少年时轻财好施，慷慨任侠。24岁举进士，以上书论政得到武后重视，授麟台正字。

　　人物生平

　　陈子昂幼而聪颖，少而任侠，年十七、八，尚不知书。后因击剑伤人，始弃武从文，慨然立志，谢绝旧友，深钻经史，不几年便学涉百家，不让乃父。高宗调露元年(679年)，怀经纬之才的陈子昂，出三峡，北上长安，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并参加了第二年科举考试。落第后还乡。回故里金华山研读，“数年之间，经史百家，罔不赅览。尤善属文，雅有相如、子云之风骨”，为他后来革新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永淳元年(682年)，学有所成的陈子昂，再次入京应试，仍不为人知。适一人卖胡琴，索价百万，豪贵围观，莫敢问津，陈子昂挤进人群，出千缗买之。并于次日在长安宣阳里宴会豪贵，捧琴感叹：“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不为人知，此乐贱工之乐，岂宜留心。”话完即碎琴遍发诗文给与会者。其时京兆司功王适读后，惊叹曰：“此人必为海内文宗矣!”一时帝京斐然瞩目。不久应试得中进士，但因其文“历抵群公”，得罪权贵，不为所用。不久唐高宗病逝于洛阳，武则天执掌朝政，议迁梓宫归葬干 陵。陈子昂闻后，上书阙下加以谏阻，武则天看后，叹其才，授以麟台正字，旋迁右拾遗。

　　青年时期，他任侠使气，政治热情很高，“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十七、八岁开始折节读书，二十一岁入京，唐睿宗文明元年(684年)二十四岁中进士，为武则天所赏识，任麟台正字，后升为右拾遗。而后随武攸宜东征契丹，反对外族统治者制造分裂的战争，多次进谏，未被采纳，却被斥降职。其时，他写下许多诗篇，反映边地人民的痛苦，抒发报国壮志无法实现的悲愤。东征之后，辞官回乡，后被人陷害，冤死狱中，年仅四十二岁。今存《陈伯玉集》。

　　陈子昂生活于唐高宗和武则天时代，其主要政治活动是在武则天时期。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上承贞观、永征，下启开元、天宝，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是由一个能干而又野心勃勃的女人统治，她的梦想是当一个女皇帝，这在一个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是很难实现的。武则天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克服了重重阻碍。她一掌权，就开始打击关陇贵族，扶持庶族地主势力，为他们打开了入朝做官的大门。而且，她还不拘一格，广开才路，大刀阔斧地破格提拔人才，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也给地位低微的陈子昂提供了一个机遇，使他有机会进入仕途，登上政治舞台。所以，陈子昂对武则天是忠心耿耿，坚决拥护武则天称帝。

　　武则天时期是在文学上酝酿着变革的一个重要时期。唐朝以前的文学多追求形式和技巧，脱离现实，内容贫乏，文风浮糜。而唐初，由于六朝诗风相沿已久，积习已深，再加初唐百年间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统治阶级日趋荒淫享乐，他们需要一批御用文人来替他们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这样，助长了浮糜文风的发展。这期间，虽有魏征、初唐四杰(王勃、庐照邻、杨炯、骆宾王)等有识之士指出弊病，并在内容和形式上作过一些改革，但这些改革是不够彻底的。时代呼唤彻底的改革者，陈子昂异军突起，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为唐诗的繁荣和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陈子昂在政治上曾针对时弊，提过一些改革的建议。在文学方面针对初唐的浮艳诗风，力主恢复汉魏风骨，反对齐、梁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他自己的创作，如《登幽州台歌》、《感遇》等共三十八首诗，风格朴质而明朗，格调苍凉激越，标志着初唐诗风的转变。有《陈子昂集》，事见《旧唐书》卷一九○中、《新唐书》卷一○七有传。

　　史书记载

　　杜甫：“千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

　　白居易《初授拾遗》：“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

　　韩愈《荐士》：“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卢藏用《陈伯玉文集序》：“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

　　宋刘克庄《后村诗话》：“唐初王、杨、沈、宋擅名，然不脱齐梁之体，独陈拾遗首倡高雅冲淡之音，一扫六代之纤弱，趋于黄初、建安矣。”

　　金元好问《论诗绝句》：“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

　　萧颖士：“近日陈拾遗子昂文体最正。”

　　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

　　历史评价

　　<晚次乐乡县>是陈子昂由故乡东行入京，在襄州乐乡县留宿时所写的一首抒发羁旅之情的五律，顾璘曰：无句法，无字法，天然之妙”。陈子昂继四杰之后，以更坚决的态度起来反对齐梁诗风的统治，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表现了鲜明的创造革新精神。陈子昂的思想是很复杂的，他既好纵横任侠，又好佛老神仙，但儒家兼善天下的精神，仍然是他思想的主导方面。从他的许多政论奏疏中，他洞察国家安危的远见，关怀人民疾苦的热情。例如在《上蜀川安危事》的奏疏中，他曾经对诸羌的进犯感到忧虑，对蜀川人民“失业”、“逃亡”深表同情，对“官人贪暴”、“侵渔”、“剥夺”百姓的罪恶加以愤慨的指责。《资治通鉴》引用他的奏疏、政论有四、五处之多。王夫之《读通鉴论》认为陈子昂“非但文士之选”，而且是“大臣”之材，这是完全正确的。他的政治热情是他从事诗歌革新的动力。

　　陈子昂在著名的《修竹篇序》里，曾经提出了诗歌革新的正面主张：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 在唐诗发展史上，陈子昂这篇短文好像一篇宣言，标志着唐代诗风的革新和转变。刘勰、锺嵘反对南朝形式主义诗风，曾经标举过“比兴”、“风骨”的传统。王勃反对龙朔前后的宫廷诗风，也指责他们是“骨气都尽，刚健不闻”。陈子昂继承了他们的主张，一针见血地指出初唐宫廷诗人们所奉为偶像的齐梁诗风是“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指出了“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的光辉传统作为创作的先驱榜样，在倡导复古的旗帜下实现诗歌内容的真正革新。态度很坚决，旗帜很鲜明，号召很有力量。“兴寄”和“风骨”都是关系着诗歌生命的首要问题。

“兴寄”的实质是要求诗歌发扬批判现实的传统，要求诗歌有鲜明的政治倾向。“风骨”的实质是要求诗歌有高尚充沛的思想感情，有刚健充实的现实内容。从当时情况来说，只有实现内容的真正革新，才能使诗歌负起时代的使命。同时，由于“初唐四杰”等诗人的积极努力，新风格的唐诗已经出现，沿袭齐梁的宫廷诗风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不满，诗歌革新的时机更加成熟了。陈子昂的革新主张在这个时候提出，不仅有理论的意义，而且富有实践的意义;不仅抨击了陈腐的诗风，而且还为当时正在萌芽成长的新诗人、新诗风开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