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梦想，百年追求。中国梦，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梦想。不忘党史国史，追求梦想! 学习和认识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让我们看看伟大的祖国是如何从衰落一步步走向今天的繁荣富强的，也让我们了解一下现在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小学生党史国史手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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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生党史国史手抄报内容

　　(一)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其中主要的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但都相继失败了。历史证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都不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随着帝

　　国主义的入侵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中国产生了无产阶级，而且在不断发展壮大，到1919年产业工人已经发展到200万人左右。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了建党的探索和酝酿。4月，俄共(布)西伯利亚局派维经斯基等一行来华，了解中国情况，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他们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后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共同商谈讨论了建党问题，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从5月开始，陈独秀邀约李汉俊、李达、俞秀松等人多次商谈建党的问题。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接着，在湖南、湖北、山东、广东等地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在法国和日本也由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组成了共产主义组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以后，开展了多方面的革命活动。为了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建党思想，1920年9月，上海发起组把《新青年》杂志(从八卷一号开始)改为党的公开刊物;同年11月，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在全国主要城市秘密发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党刊。新青年出版社还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多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小册子。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又创办了一批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在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音》和《工人月刊》，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广州有《劳动者》等，对工人进行阶级意识的启蒙教育。在此基础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积极深入工人群众，举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会组织。各地还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了一批团员，青年团成为党的有力助手和后备军。1921年3月，在俄共远东局和共产国际的建议和支持下，召开了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会议，发表了关于党的宗旨和原则的宣言，并制定了临时性的纲领，确立了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计划，表明了党组织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会、行会、文化教育团体和军队的态度。这次会议为党的成立作了必要的准备。维经斯基回国不久，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等到上海。他们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党的发起组在李达的主持下进行了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向各地党的组织写信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选派两名代表出席大会。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7月23日全部到达上海。1921年7月23日-31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二)

　　如果对于这一“国史”的主线认识没有比较大的争议的话，那么，“国史”的分期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火车头”和“发动机”，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刻意回避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与“国史”之间历史分期的同轨和同步性，两者在历史分期方面的重大重合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国史”的分期问题，当代中国学者的主流意见也是比较一致的，仅仅是在个别小的历史时段的归属(如1977 年、1978 两年是“上行”还是“下行”) 和个别大的历史时段的细分(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究竟是“二段论”还是“三段论”) 方面有一些争议。

　　目前对于“国史”近60 年的历史分期，总的原则应该是“宜粗不宜细”或“远细近粗”———尤其是在阶段性特征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的新时期。1949年至1956 年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是相对独立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1956年至今社会主义社会时期是另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发展阶段。在社会主义时期，1956 年至1966 年、1966 年至1976年、1976 年至1992 年、1992 年至今，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段足矣。进一步的细分，有待当代中国学者经过比较充分的自由讨论形成基本的共识。这里，有两个颇为棘手的“历史遗留问题”或“悬案”需要进行理性而慎重的学术探讨，即疆域沿革史和台港澳地方史的内容如何纳入到“国史”的范畴进行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问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所言之“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说，在当时与直接接壤的15个陆地邻国约2. 2万公里长的陆地边界线尚未划定的情况下，只能是一个非常模糊的约数。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陆地国土轮廓日渐清晰，与直接接壤的14个陆地邻国中的12个已经划定了边界线。但是，与印度和不丹之间约2000公里长(涉及12. 5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 的边界线的划定仍然在外交谈判的过程中，那么，“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说也依旧是一个比较模糊的约数。况且，这里，还没有涉及“三百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的问题。目前，除了与越南之间就北部湾地区的归属划定了第一条海上边界线外，其他在黄海、东海、南海以及台湾岛以东的太平洋洋面的海洋国土均没有与相邻国家划定海上边界线。

　　如此，“三百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同样是一个非常模糊的约数。也就是说，“国史”发展的地理空间问题，一直都是一个没有能够“说清楚”的“历史遗留问题”或“悬案”。迄今为止，当代中国学者关于“国史”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成果中，涉及到这一问题时，基本上是采取了回避即“留白”的处理方式。同样“尴尬”的处理方式，也反映在台港澳地方史的问题上。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就明确表态，不承认1840年以来英国和葡萄牙殖民主义者通过武力和强权逼迫旧中国政府所签订的香港和澳门地区的主权“阶段性或永久性转移”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坚持被英国和葡萄牙殖民主义者非法占领的香港、澳门地区作为中国固有领土之神圣不可分割原则。1997年、1999年，中国政府又通过与英国和葡萄牙政府进行外交谈判的方式实现了香港和澳门回归，对香港和澳门地区“恢复行使主权”。

　　因此，无论是1997 年、1999 年回归前的香港和澳门，还是1997年、1999年回归后的香港和澳门，其1949年以来的历史发展， 应该是没有争议地进入“国史”的学术研究和编纂的范围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央人民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针政策是一贯而明确的: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基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的内部事务。1949年以来，尽管两岸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这就是两岸关系的现状。如此，无论目前统一前的台湾还是将来统一后的台湾，其1949年以来的历史发展， 应该是没有争议地进入“国史”的学术研究和编纂的范围的。没有台港澳地方史内容的“国史”是不完整的、残缺的。进一步说，这不仅是严肃的学术问题，也是严肃的政治问题。但是，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当代中国学界和学者关于“国史”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成果中，涉及到这一问题时，除了个别的着述，如武力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 设专章专节讨论台港澳地方经济史外，绝大多数的“通史”类或“专史”类学术专着或教材， 也基本上是采取了回避即“留白”的处理方式。

　　当然，由于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内地与港澳地区之间、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之间长期处于分离状态， 资本主义的台港澳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与社会主义的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不再是一体同轨和同步，而是走上了迥然不同的道路，两岸四地的社会形态、社会面貌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特性; 所以， 台港澳地方史的内容如何纳入到“国史”的范畴进行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确是一个需要进行理性而慎重的学术探讨的问题。这里，政治上的“一国两制”的原则在学术上应该也是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