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各诸侯国陆续形成国君之下将相分职、文武分权的中央官僚体制。相，又称相邦、宰相，是百官之长。将，又称将军，是武官之长。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一下战国的官制是怎样的?

　　战国的官制：列国中央官制

　　春秋战国时，各国经过政治改革，出现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建立了以相、将为首的一整套官僚组织。

　　1.相

　　相是“百官之长”，多由文人充任，中原六国均有设置。在出土的兵器中，有的兵器上有“相邦义戈”、“相邦吕不韦戈”等字样，即秦相张仪、吕不韦督制的兵器。“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之”(《睡虎地秦墓竹简·工律》)，意为公家督造的兵器要刻上督造者的官名，可见战国时期相的法定名称叫相邦。

　　“相”有辅佐之意，春秋时就已经有了这一官称，当时只是一种地位不高的礼宾官。“邦”即国，相邦即辅佐国君办理军政大事的官员。汉代避刘邦讳，改相邦为相国。先秦时如《庄子·盗跖》称宰相，《战国策·赵策三》则称丞相，都指同一官职。甲骨文中就已出现作为官名的“宰”，春秋时某些国家已有总领百官的冢宰、太宰，也有助卿;总管大夫一家一邑事务的家宰和邑宰。这些冢宰、太宰或相，还是某些强大卿大夫的世袭官职。

　　作为一国最高行政长官的相，其设置当萌芽于春秋时齐景公(前547-前490)设左、右相。相的职权是“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饬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荀子·王霸篇》)。

　　战国最早设相是魏，继后是韩、赵，秦国置相较晚。战国初期，秦国的最高官职是大良造，掌握军政大权。所以秦孝公时商鞅由魏入秦，始为左庶长，后升大良造，并未称相，但其地位相当于三晋的相邦，所以史称“商鞅相秦”。秦继三晋之后设相邦，有明显的承袭痕迹。最早记载的秦相是秦惠文王10年(前328年)以张仪为相。秦武王2年(前309年)初置左、右丞相，樗里疾、甘茂就是秦最早的左、右丞相。此后也有只设丞相，不分左、右相。战国中期以后，秦居相邦或丞相位者多为六国客卿，如魏人商鞅、张仪、范睢，乐池初为中山相，楼缓曾为赵武灵王臣，甘茂、魏冉、芈戎、李斯为楚人，蔡泽为燕人，吕不韦为赵人;有的如张仪、魏冉且数度任他国相邦。这些人来自关东，对六国官制必甚熟悉，能结合秦国实际吸收其长处，健全秦国官制。

　　赵国也曾用过丞相之称，《战国策·赵策三》载建信君言“秦使人来仕，仆官之丞相”。赵国除丞相之称外，还有假相、假相国和守相等，如“假相大将武襄君攻燕”(《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文信侯出走，与司空马之赵，赵以为守相”(《战国策·秦策五》)。假为兼理之意，守是指试用或代行官职，假相应为兼任相职，守相则是试用性质的相。此外宋、卫、中山、东周等小国也都设有相。

　　2.将和尉

　　相之外又设擅长兵法的人统兵打仗、镇守边邑，称将或将军。从《秦简》看，“将”是简称，法定官名应叫“将军”。将军原是春秋时晋国六卿的称号，不过晋国六卿军政皆管，不单是统兵官。春秋时的卿大夫不仅有统治权，而且亲自统率宗族和私属军队。战国时，因统治范围扩大、官僚机构庞大复杂、建立常备军、推行征兵制及战争规模扩大、战争方式改变，在官僚机构中不得不文武分家，产生文官的首长“相”，以及武官的统领“将”。

　　将作为最高军事长官，地位仅次于相。如魏文侯曾先后以魏成子、翟璜、李悝为相，而另有乐羊、吴起、翟角为将;齐威王曾先后以邹忌、田婴为相，而另有田忌、申缚为将。燕国乐毅(赵人)、赵国廉颇、魏国吴起、齐国田忌都是战国时著名的将军。

　　秦国初设相位时，文武尚未严格分家，秦相张仪、樗里疾、甘茂等也是统军作战的将军。后来，丞相专事文职，而大良造专为武职，如白起屡建战功，封为列侯，官职还是大良造。秦设将军始于昭王，昭王初立时以魏冉为将军，保卫首都咸阳。但秦国的将军不是固定专职，往往是在出征时由国君临时委任。

　　春秋时晋国的上、中、下三军还设有尉，因中军地位最尊，中军的尉又称元尉(“元”意为大)。战国时各国仍有中尉一官。《史记·赵世家》载“赵烈侯使荀欣为中尉，选练举贤，任官使能”，这和《礼记·月令》所说太尉的职责“赞桀(傑)俊，遂贤良，举长大”是相同的。后来赵国在将军之下又设国尉、都尉。秦国在昭王时，也在大良造下增设国尉一级，如白起初为左庶长，继升为左更，再升为国尉，最后升为大良造。秦国设丞相后，大良造便成了高于国尉的武官。后来秦国不设大良造，国尉便成为中央最高军事长官。秦统一六国后以太尉掌管全国军事，便是沿袭国尉一职而来的。

　　3.御史

　　御史在商周时已有设置，在战国时本是充任国君秘书之类的差事，别国使臣来献国书，往往由御史接受;国君临朝接待外宾，御史常立身边。《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鼓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国君宴会群臣，御史也常陪同在旁。《史记·滑稽列传》载，(齐)威王大说，置酒后宫，召(淳于)髡赐之酒。问曰：“先生能饮几何而醉?”髡曰：“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旁，御史在后，髡恐惧俯伏而饮，不过一斗径醉矣”。《秦律》规定廷尉每年要到御史处核对刑律。这些都说明战国时的御史是保管文书档案、负责记录、侍从国君的官员。秦统一后，三公中的御史大夫，还是秘书兼监察性质的官，当是沿袭战国官制。

　　4.司寇

　　战国时各国均设司寇(掌管司法)，但名称不一。三晋沿用司寇之名，赵国李牧曾任此职。秦国虽然也有这个官称，但却是指一种刑徒(《秦律·司空》)。秦国掌司法的官称廷尉。廷尉之名，可能与东周的“讨奸之官”尉氏有关，是一种殿中的执法官。齐国掌司法的官称士师，《孟子·公孙丑下》载：“孟子谓蚔□(音蛙)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似也，为其可以言也，今既数月矣，未可以言与?’”又云：“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从孟子谈话的语气看，士师应是齐国殿中的执法官。士师一名是沿袭周朝的官称，周的士师就是司寇官属。

　　5.其他

　　赵、韩、秦、楚设郎中(职同后世郎中令);魏、韩、齐、秦设仆(职同后世太仆);赵、秦设内史(掌财政，职同后世治粟内史);韩、秦设少府(职同后世少府);齐设主客(职同后世典客)。

　　战国的官制：列国郡县制及其职官

　　战国时期各国的统治机构，从国到郡、从郡到县、从县到乡，已有系统地控制着整个国家，形成了非常完善的官僚体制。除了郡守、县令，各国还有一些地方性的专职官吏，如在关津要道设关吏、津吏，在贸易中心设市令、市掾，在重要河道水利处设河丞等。

　　(1)县

　　县最初都设在边地，目的是为了防卫外敌、保护边疆。春秋初期，秦、晋、楚等国往往在新兼并的地方设县。春秋中期楚国新设的县已逐渐多起来，有九县(九指多数)。春秋后期，晋国又把县制推行到内地，在卿大夫的领地里也分别设县。战国初期，秦国还不断在东部边疆设县，公元前456年开始在频阳(今陕西富平县东北)设县，公元前398年在陕(今河南陕县)设县，公元前374年又在栎阳(今陕西临潼县北)设县。

　　与卿大夫的封邑不同，县内有一套集中的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特别是有征赋制度，其中包括征发军实和军役，以加强国防力量。如(楚围宋之役)“子重请取申、吕(二县)以为赏田”，申公巫臣说：“不可，此申、吕所以为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楚王听了申公巫臣的话才没有答应子重的请求(《左传·成公7年》)。

　　战国初期大概凡是有城市的都邑都已建为县，所以史书上县和城往往互称。只有秦国还未普遍设县，因而普遍设县也就成为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之一。战国时县的官僚机构和中央官僚机构差不多。商鞅变法时，每县设有令(也称大啬夫)和丞，丞在县中的地位相当于国君的相。韩、魏等国在县令之下还有御史(《韩非子》、《战国策》)，县御史在县中的地位相当于国君的御史大夫。从新郑出土的韩兵器铭可知，韩国还设有县司寇，主管县的刑法和兵器制造。

　　县的行政组织主要有：

　　1.县令(县啬夫)是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其属官有令史(掌文书、调查案件、率卒捉拿人犯等，属官有令史掾)。县令出缺，令史可以代理。

　　2.县丞分管经济和司法，包括征收粮草和审案;地位仅次于县令，其属官有丞史。

　　3.县尉分管县内军务，有权征发一县役卒，监督役卒服役和督造文书等;其属官有尉官吏或尉史、士吏。

　　4.县司马属官有司马令史和司马令史掾。《秦律》规定若马匹不好使用，司马要受处罚，可见县司马与一县的马政有关，或许是专司一县马匹的征调和使用。

　　5.县司空主管县内工程建筑(以军事性质为主)，因建筑工程多用刑徒，所以又分管刑徒。其属官有司空佐史、司空啬夫、士吏等。

　　(2)郡

　　郡在春秋末年才开始在晋国设置，是在内地推行县制后设立的。郡本设在新取得的边地，因边地荒陋、地广人稀，其面积虽比县大，但地位要比县低。《左传·哀公2年》载，简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斩艾百姓，欲擅晋国而灭其君。寡君恃郑而保焉。今郑为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顺天明、从君命、经德义、除垢耻，在此行也。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杜预注引《周书·作雒篇》载“千里百县，县有四郡”，可证春秋时县大于郡。

　　战国时边地逐渐繁荣、人口增多，因为郡的地盘太大不易管理，便在郡下划分为若干小县，产生了郡县两级地方组织。这一制度也是三晋最先推行，如魏国上郡有15个县(为防御秦国而设)，赵国代郡有36个县(云中、雁门、代郡为防御林胡、楼烦而设)，韩国上党郡有17个县。后来，秦、楚、燕也效法三晋的郡县制度。

　　战国时的郡都设在边地，主要是为了巩固国防，所以一郡的行政长官称守或郡守、太守。《战国策·赵策一》载，(韩王)令韩阳告上党之守靳□曰：“秦起二军以临韩，韩不能有。今王令韩兴兵以上党入于秦，使阳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靳□曰：“人有言，挈瓶之知，不失守器，王则有令，而臣太守，虽王与子，亦其猜焉。臣请悉发守以应秦，若不能卒，则死之。”韩阳趋以报王。王曰：“吾始已诺于应候矣，今不与，是欺之也。”乃使冯亭代靳□。可见太守是由武官充任、由国君直接任免的官职，有权征发本郡役卒。

　　代行或试用期的郡守称假守。郡的署衙称府，郡守以下设有都尉(主管军务)及御史(负责监察)。

　　(3)其他

　　齐国设都(类似郡)。战国时只有齐国始终未设郡，但设有都。齐桓公时，管仲整理政治军事，实行“叁其国而伍其鄙”的政策，曾把鄙分为五属来统洽。战国时齐共设有五都(临淄、平陆、阿、即墨、莒)，可能是从五属演变而来的，但五都已带有郡的性质，所以不同于五属。五都均设有选练的常备军(称技击或持戟之士)，因而有“五都之兵”，也称五家之兵。《战国策·齐策一》载，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威王曰：“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又《战国策·燕策一》载，齐宣公令“子章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孟子·公孙丑下》载，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平陆是齐的五都之一，可见都的长官称大夫。

　　秦国设道和都(均相当于县)。道设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有道官(又称道啬夫)。都设在有王室私产和宫室的地方，有都官。不属县令管辖的地方直属中央内史，有独立的机构，属官有佐、史、啬夫等。

　　(4)乡、里、聚、亭

　　乡(县之下)在春秋时已出现，齐、宋、郑、楚等国已经设乡。乡的官吏有三老(掌教化)、啬夫(掌狱讼和税收)、游徼(掌捕盗)。

　　里(乡之下)在春秋战国之交也已出现。当时的行政系统有天下、国、乡、里(《墨子·尚同》)或国、邑、乡、里(《吕氏春秋·怀宠篇》)。邑有大有小，大邑相当于县，小邑则隶属于乡、里。里有里正(或称里典)，秦国充任里典的多是乡间豪强有勇力之人，即“率敖”。里的居民统称里人，以家为单位，按什伍编组，并设有伍老。编入伍的居民统称伍人或四邻，编入伍的各家男丁称士伍。

　　聚是民众聚居的地方，实际相当于村落。商鞅变法时，曾合并乡、邑、聚为县(《史记·商君列传》)。

　　战国时各国在边境设亭、置亭长，以防御敌人。魏国吴起为河东守时，秦在其边境设亭，“起攻亭，一朝而拔之”(《韩非子·内储说上》)。

　　战国的官制：列国爵制

　　战国时最高级的食封贵族称君或侯，多为王室宗亲、嬖幸和功臣。他们从国君那里得到大片封地(封邑)，其特点有：

　　1.封君只享有封邑租税，不占有土地及其人口。如孟常君袭父封，封万户于薛，只能派人去收租税，以供养自己及门客的生活;吕不韦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

　　2.封君要接受国君统一号令，或由国君直接委派相去监督。如魏国的成侯受封时“手受大府之宪”，受制于国君的统一法令;赵武灵王封长子章于代，号安阳君，同时又派田不礼为相。

　　3.封邑内只有少量用于自卫的军队。

　　4.由于各国大多有针对世卿世禄的变法和激烈的权力之争，封君绝大多数难以做到世代相袭。

　　5.封君特权较一般贵族更多，经济实力较雄厚。如楚怀王授予鄂君启错金铜节，其铭文规定：鄂君启的舟车所载商品过关时，大多免征关税;孟常君在薛放高利贷，一次就“得息钱十万”。

　　三晋、齐、燕大致沿袭春秋爵制，可分为卿和大夫两级。卿有上卿、亚卿之分，如魏国翟璜“欲官则相位，欲禄则上卿”;赵国蔺相如、虞卿都曾“拜为上卿”;孟子曾在齐国做过卿;乐毅曾在燕国为亚卿，荆轲曾被尊为上卿。大夫有长大夫、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如魏国吴起做西河守时，曾以长大夫奖励军功;后来须贾曾为中大夫;赵国蔺相如做过上大夫;齐国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等都做过上大夫。

　　秦国爵制较特殊，商鞅曾分为20级，级高位尊，依次为：公士、上造、簪袅、不更(相当于士)、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相当于大夫;五大夫以上有食邑)、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良造(或称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相当于卿)、伦侯、徹侯(相当于诸侯)。同时，秦国的官、爵不分，自大良造以下既是爵称又是官称。此外还有客卿，凡六国人士入秦得到卿位则称客卿。

　　秦军中，地位最低的兵叫“小夫”，无爵。步卒起爵于公士，上造可乘兵车，簪袅可驾御驷马，不更可“主一车四马”，但仍属兵卒性质。大夫以上才是军官。爵至五大夫，便可享有食邑。

　　战国的官制：列国选官制度

　　从官吏的来源看，主要可分为两种：依靠才能或靠各种关系。前者是用人唯贤，后者则用人唯亲。对于将领，依据胜败进行赏罚：立有战功者，一般按军功晋升爵级;战败受罚，不仅罪及本身，还要连累家属。赵国赵括被任为将军时，其母知其不能胜任，怕战败受连累，当即向赵王声明同赵括脱离关系。

　　选官途径有：

　　1.立功仕进。如商鞅定20等军功爵，只要不断立功就可逐级晋升;韩非曾主张“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起于卒任”(《韩非子·显学》)，即从有实际政治或军事经验的人中逐级选拔文武官吏。

　　2.对策或献策。楚悼王、秦孝公、燕昭王等的求贤令，便是发出策问、征询对策的一种方式;吴起、商鞅等人就是由于对策言中，一跃而居要职。另一些人为博取功名主动向君主献策，当时这种风气极盛，《战国策》的绝大部分内容就是记载这方面的情况。这些献策者一旦被赏识便平步青云、扶摇直上。由于策问、对策和献策的盛行，各种政治主张层出不穷，气氛十分活跃。

　　3.亲亲入官。这是依靠亲属、裙带、宠幸等关系作官。这种情况相当普遍，齐、楚尤为突出，齐国执政或将领多出于田氏，楚国重要官位多出于屈、景、昭三大家族。秦国由于改革较彻底，这种陋习较少些。

　　4.推荐任能。魏文侯时，吴起、西门豹、乐羊等人都是翟璜所荐，另外象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则是魏成子所荐(《史记·魏世家》);著名军事家孙膑就是经齐将田忌推荐而被威王用为军师的(《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5.召聘应征。战国后期，孔子七世孙孔顺就被魏王遣使者奉金帛聘以为相(《孔丛子·陈士义》)。

　　6.卖官鬻爵。在商品交易的影响下，官爵也被当作特殊商品由贵家豪族花钱买官(《管子·八观》)。